记者调查丨从“一刀切”到“组合拳”：岳阳禁捕禁钓中的堵疏辩证法

照相业的匠人(jiàngrén)传承与时光印记

洞庭南路百年(bǎinián)故事之二

照相(zhàoxiàng)技术于1844年由法国人于勒·埃及尔传入中国澳门、广州，从此逐渐由南到北，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岳阳的照相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shíbānián)(1892),距今已有133年。笔者近日查阅(cháyuè)相关资料，先后走访了(le)几位90多岁的照相业老前辈，并根据作者个人(gèrén)亲历回顾岳阳照相馆用光与影凝结的故事。

羊叉街开启光与影的(de)序幕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岳阳人汪继真(wāngjìzhēn)在县城羊叉街开设了照相馆，一直未命名。因当时科学知识尚未普及，有人传言照相底片是用红色药水冲洗(chōngxǐ)的，系摄入了人体的血液所致，群众信以为真，误以为(wùyǐwéi)照相会吸血(xīxuè)、照了折寿。因此照相的顾客日渐稀少而歇业。

光绪(guāngxù)三十年（1904年），长江水师兵营炮舰驻扎岳阳，其水师首领之子余松斋（湖北人）酷爱摄影，遂(suì)由其父(qífù)送到武昌黄鹤楼显真楼照相馆当学徒。宣统末年（1911年），余松斋艺成回岳，与汪继真族弟汪继成（又名汪剑溪）合伙在(zài)与羊叉街交界的油榨(yóuzhà)岭开设了(le)“玉壶冰”照相馆。1913年，棚厂街小学教员汪幼孚三子汪洁吾(wú)在“玉壶冰”照相馆学习三年后，与二兄汪慎吾在县门口开办了“容华(rónghuá)”照相馆。汪家(wāngjiā)兄弟经营有方，照相业务越做越活，遂于1930年分设照相馆，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栋开“容华”照相馆，汪洁吾则仍在老县门口开设“荣华”照相馆。

除余松(chúyúsōng)斋的“玉壶冰(bīng)”、汪慎吾和(hé)汪洁吾兄弟的“容华(rónghuá)”“荣华”以外，湖北人吴新庭(wúxīntíng)、吴金元兄弟和孙凤池也先后来岳阳开设了照相馆。其中1927年由湖北鄂城进入岳阳的吴新庭、吴金元兄弟与负责管理岳阳楼的道长签约，进入岳阳楼两侧的“三醉亭”与“仙梅亭”，分别开设了“天然”和“金元”照相馆。

由于岳阳城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jiāotōngyàodào)，外来商旅众多，而当时下火车后，岳阳城内只有经先锋路、塔前街、羊叉街、天岳山、南正街过(guò)吊桥(diàoqiáo)至岳阳楼一条(yītiáo)“直肠子”街道。因此，随后一些照相行业从业人员开办的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大都分布在这条如今(rújīn)统称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城区域。除“玉壶冰”“容华”“荣华”以外，还有天岳山的“楚华楼”、油榨岭的“留真”、吊桥的“宛在轩”及后来(hòulái)羊叉街的“银星”等照相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机多次轰炸岳(yuè)阳城，迫使居民疏散，商铺关门。1938年日寇侵占岳阳前夕，“容华”“荣华”“玉壶冰”分别迁往岳阳县渭洞、华容县注滋口。其他迁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谋生计。只有在“天然”“金元”吴氏兄弟(xiōngdì)店里(diànlǐ)担任照相技师的叔叔，不放心两位侄子的家业，执意留下(liúxià)守店，结果因抵触日寇被枪杀(qiāngshā)。日寇占领岳阳8年，只有“大冢”等两家由日本人所开的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分别开在油榨岭和茶巷子）靠拍摄所谓“良民证”上的照片盘剥难民(nànmín)。

抗战胜利后，岳阳照相馆业主陆续复业。其中湖北人孙凤池在(zài)岳阳楼下开设(kāishè)了“银光”照相馆，其子孙建民(jiànmín)在羊叉街开设了“银星”照相馆。另有赵考寿在茶巷子开设了“远东”和“唯一(wéiyī)楼”两家照相馆。城区内照相业全部经营日光黑白照相，内置玻璃摄影棚，采用蓝布、白布活动调光，照相机一般为德国产蔡斯、“蔡纳”镜头，摄影使用德制“埃克法”和美制“柯达”胶卷，也有使用“柯达”颜料色谱，在黑白照片(hēibáizhàopiān)上手工加绘彩色。也有摄影师走出店门，串街入巷(rùxiàng)，上门拍照，收费(shōufèi)一般略高于店堂(diàntáng)，2寸照银圆6角，4寸照则价格加倍。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岳阳城里的私人(sīrén)照(zhào)相馆发展到23家(jiā)，设备仍较简陋，借用日光在玻璃(bōlí)棚内照相，用活动木制框玻璃架印相。底片与相纸夹在架内，计时以口报数字为准，用日光曝光，用红纸贴在煤油灯上遮住光线(guāngxiàn)洗相。1956年(nián)公私合营，合为7家公私合营照相馆。随后又精简到“天然”“湖山”“容华”三大照相馆。随着城区普及供电照明，照相工艺有所改善，布景式样增多，摄影效果增强。20世纪60年代(niándài)至70年代，照相工艺有了改进(gǎijìn)，开始用自动快门(kuàimén)电光照相和红光电灯洗相，并采用了电子定时印相机印相，操作比较灵敏方便且质量可靠。1970年开始，位于南正街的“旭日”照相馆开始经营照相器材。但在那个特殊时期，讲美即是“封资修”，店里(diànlǐ)规定只能拍正面照，只能着青、蓝(lán)和绿色服饰照，布景、姿势、发型等均有限制(xiànzh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shíyījièsānzhōngquánhuì)后，拨乱反正，照相行业迅速发展，“光和影(guānghéyǐng)”的照相技术和原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

照相(zhàoxiàng)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照相机普及之前，岳阳城区从事专业照相的(de)人并不多(bìngbùduō)，从清末到民国(mínguó)三十五年（1946年）照相馆从业人员仅发展到62人。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公私合营，照相馆在册员工也还只有70人。在这人数极少的队伍中，人们很少(hěnshǎo)知道他们的故事(gùshì)(gùshì)。在搜集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从中撷取了几朵浪花：

1945年日寇投降后，逃难(táonàn)回来的吴新庭在(zài)靠岳阳楼三醉亭恢复了“天然”照相馆的营业。吴金元在仙梅亭的“金元”照相馆也重新开业。1948年，原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一行(yīxíng)军政要员，来岳阳楼游览后拍照合影。当年“天然”照相馆的吴新庭支起老式相机座架，看着荷枪实弹和全副武装的军人，心里(xīnlǐ)异常紧张，慌忙中将6寸胶片暗盒当作(dàngzuò)8寸暗盒使用(shǐyòng)。

当照片洗出来(xǐchūlái)后，才发现底片小了，合影人群中两边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进去。当时吴新庭一家人吓得差点跑路。随后勤务兵拿(ná)照片，看见中间坐着的白崇禧等要员在其中(qízhōng)，便匆匆拿着照片走(zǒu)了，幸免了一场灾祸。

而(ér)“银光”照相馆的孙凤池却没有这样幸运。他(tā)在抗战胜利(shènglì)前夕，为了养家糊口，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装着简易的照相洗相设备来到岳阳城里，慢慢积累开了一家“银光”照相馆。“文革”中，他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话，让人(rén)知道他在武汉黄鹤楼照相馆做学徒(xuétú)时曾给前来游览的蒋介石拍过一张照片。被人揭发后当即被审查关押，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半年(bànnián)之久。

从(cóng)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zhōngqī)，岳阳(yuèyáng)照相馆从业人员主要是汪氏家族，有汪继真、汪继成、汪洁吾、汪慎吾等。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岳阳城区照相馆吴、孙两姓几乎占(zhàn)了半壁河山(bànbìhéshān)。当年照相行业公私合营时入册的只有70人，而吴家和孙家(sūnjiā)子孙后代从业者众多，如吴新庭、吴金元、吴继昌、孙凤池、孙建民、孙建丽等，称得上是照相世家。

那个年代，照相(zhàoxiàng)业作为一门技术活、经验活，拍照讲究用光和角度，冲洗须经多道复杂(fùzá)工序(gōngxù)。入行照相技术工种需要(xūyào)3年学徒期，照相业的摄影师、暗室师、整修师（修版）、着色（彩色）师等都是技术含量较(jiào)高的工作，因此过去的照相从业人员多系家传。后来岳阳城区照相业纳入国营，在商业系统属于特种行业。

“天然”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吴继昌老师傅，练就(liànjiù)一手修底片绝活，全凭一双巧手，用简单的铅笔、毛笔、修复(xiūfù)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轮廓。尤其是顾客照相时眼睛眨了，他能在底片上修复好，避免顾客重新照相。

在老一辈照相馆师傅中出现了一大批照相高手，他们为(wèi)顾客拍摄的各种人物照片，有的被作为样板展在橱窗(chúchuāng)里，成为当时除电影、戏剧之外岳阳城头唯一的“街头文化”，也成就了不少爱情佳话。如当时一位“姊妹理发店”的女(nǚ)理发师，因面容姣好被拍成模特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内(nèi)，引来不少追求者，不久(bùjiǔ)这位“理发西施(xīshī)”就被巴陵戏剧团的一位名角(míngjué)追求。还有从羊叉街“容华”照相馆调到“岳阳楼”照相馆的戴阳生为当年下放君山茶场的女知青谢元元拍了一张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橱窗内。60多年过去了，人们仍(réng)对这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记忆犹新(jìyìyóuxīn)。

光与影(guāngyǔyǐng)凝结成的时光印记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时代的(de)发展，岳阳(yuèyáng)国有照相行业逐渐衰退。原“旭日”照相馆老员工文光楚成为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他独自跳出国营行业，干起个体照相。之后开设“青春”和“巴黎”照相馆，在岳阳城区名噪一时。接着，曾当过摄影公司(gōngsī)一把手的陈汉湘也在南湖大道开办了一家“迎宾”摄影社，凭着(píngzhe)他高超的摄影技术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连市里每次(měicì)重大(zhòngdà)的领导接待活动都是安排他担负集体合影(héyǐng)任务。

随着市场全(quán)面放开、科技进步和数码摄像技术的飞速发展(fēisùfāzhǎn)，照相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出现在街头巷尾，尤其是(shì)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使得传统的国营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市场化。2010年，全市商业系统原有企业与人员(rényuán)实行全体改制(gǎizhì)，目前仅南(jǐnnán)正街“旭日”照相馆还保留(bǎoliú)这块招牌(zhāopái)，由全市照相行业第一个加入党组织(dǎngzǔzhī)的女共产党员、国有摄影公司最后一任党支部书记孙建丽延续岳阳照相业百年来的经营业务。孙建丽16岁就继承老父亲孙凤池和兄长的事业加入照相馆工作，从事过照相、洗相、放相、修相(xiūxiāng)、修底片、彩扩等(děng)工作，是个传统照相馆的“全褂子”。她在国有摄影公司所有员工得到安置(ānzhì)后成为“旭日”照相馆的最后一名值守者。今年68岁的她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一早坚持打开店门迎接顾客，此举既照顾了几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结，也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历史文化印证，楼上还保存着几代人用过的照相器材。

过去百年，汪继真(wāngjìzhēn)、汪慎吾(wú)、吴新庭、吴金元、孙凤池、孙建民、方继建、杨建君、严望(yánwàng)开等照相行业的(de)前辈们用光和影为千千万万的顾客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一张张用双手拍摄洗印的照片在人们心中凝结成永不褪色的时光印记！

来源：岳阳日报·云梦(yúnmèng)周刊